■“司法公正”四人谈

（其一） 建立以法律家为中心的司法体制
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—访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贺卫方

●本站记者 贾双林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（下一篇）

    记者：国内读者注意到，近年来，您就司法公正和司法体制改革问题，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。我想知道，是什么促使您在这方面又投入了较大的精力，去进行一些研究？
　　贺卫方：其实，我对司法体制问题一直是比较关注的。八十年代初期，我走上学术道路的第一篇文章恰恰是研究英国陪审制度的。其后，虽然学术兴趣略有转移，但从未间断过对司法体制问题的研究。我之所以如此重视司法体制问题，来源于我对法律制度的一个基本看法，那就是有了好的法律，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带来好的法律秩序，而要真正实现好的法律秩序，就必须有一个以法律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。
　　近年来，我又比较多地关注中国的司法体制问题，是由两个方面的现实因素促使的。其一是有感于我们的立法越来越完备，而司法却越来越混乱。司法中的不公正和司法腐败问题日益凸显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。这说明，一定是在某些方面出了问题，值得我们去研究。二是有感于国内的法学研究存在脱离社会生活的现象，由于学科划分的局限，许多很现实的问题被遮蔽了。比如，司法体制问题，就研究得很不够。
    记者：您刚才讲到“以法律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”，请您简单谈谈这种法律思想的具体特征。
　　贺卫方：简单来说，就是指司法体制的核心是法官，具有极大的权威；而法官又必须是具有较高素养的法律专家。法官必须受过严格的法律教育和司法实践训练，必须经过严格的选任程序走上工作岗位，必须受严格的司法伦理(Judicial ethics)约束其行为。事实上，在世界上法制发达的国家，最好的法学家就是法官。其不光是在司法过程中的地位尊崇无比，而且还是法律学说上的权威。
　　记者：我注意到，在您的许多文章中和今天的谈话中，谈到司法体制，具体说是谈到司法人员时，更多的是以法官为主要表述对象的，那么，在您看来，是不是只有法官才算司法人员呢？
贺卫方：从严格的意义上讲，只有法官才是真正的司法人员。检察官其实是以行政方式执行法律的准司法人员。而警察，属于行政机关，并不是司法人员。所以，我这里谈的司法体制问题，主要是以法院和法官的运行体制为主，也涉及到检察院和检察官。
    记者：就您的观察和研究，您认为目前中国的司法体制存在一些什么问题，司法中的不公正又有何表现？
　　贺卫方：首先是司法体系从属于行政体系，以致于“司法独立”成为一句空话。在我们的地方法院、检察院那里，人事上的任免归地方人大，经费来源是地方财政局，甚至很多地方是由公安局长任政法委书记来领导和协调公、检、法三家。汉密尔顿说过：“对一个人的生存有控制权，就等于对一个人的意志有控制权。”这句话对我们的司法机关其实也是适用的。造成的后果是，不光独立办案、公正办案受到严重干扰，还形成积重难返的地方保护主义。在有些地方，司法机关“为经济建设服务”、“为中心工作服务”居然成了优秀业绩的代名词。又比如，在一些经济案件中，审理和判决明显倾向本地当事人。给人形成的印象是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院成了当地人的法院。
　　其次是法律的执行规范缺乏统一和详尽的标准，以致于法院和法官个人的随意性太大。全国性的司法解释目前仍处在滞后、粗疏和零散的状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必然会出现一些适用法律不当和判决不公的现象。比如，遇到某些关系到不同地方利益而涉案金额又比较高的案件，不同地方的法院便“不辞劳苦”地争夺案件的管辖权。试想，如果又严格、明晰的管辖权界定规范，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。而且，这种标准上的混乱也为司法腐败准备了足够的活动空间。
    再有就是司法机关的自我运行机制上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化、官僚化现象。司法机关不同于行政机关，其上下级的职权划分、司法人员的选任、内部的管理机制等各个方面，应有其许多的特殊之处。而在我国，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这种运行机制上，并没有太大的分别。比如，人事制度和司法人员的选任，仍然采取的是类同于干部调任和公务员录用的方式。比如，最近有一个地区的县级法院院长换届结束，大家发现这些院长几乎全是从乡镇长的岗位上“调任”过来的。还有，“下级服从上级”、“个人服从集体”、“民主集中制”等行政机关的组织原则，也照样适用在司法机关。这些方面的错位，容易造成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的“工具化”倾向，不能正常和严格地依法办案，对司法人员素质的提高也是一个严重的障碍。
    此外，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缺乏一种严格的司法伦理来约束法官的行为。从法制史的研究中，我发现，最能有效地杜绝和控制司法中的暗箱操作及司法腐败的，不是一些空泛的思想道德说教和组织纪律条文，而是适合其行业自身规律的，严格、明晰和翔实的伦理准则。而在中国，几十年来，一以贯之的却恰恰是这些“泛道德”的概念和组织原则上的各类要求。比如，“忠于祖国”、“忠于人民”、“忠于法律”等。又比如以前曾极为盛行的提法，就是法官的“五不怕”：不怕罢官、不怕坐牢、不怕杀头、不怕开除党籍、不怕老婆离婚。这些带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号召，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在现实中，又有多大的约束力呢？
    记者：记得去年您在《南方周末》上的一篇文章，谈及大量的军队转业干部进入司法机关，给司法人员的素质和办案质量等带来的负面影响，曾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对和指摘，当然也有不少人支持您的观点。现在，您还坚持自己的观点吗？
    贺卫方：是的，我还坚持我的观点。事实上，这是活生生的现实，只不过有些人不愿正视罢了。另外，我想补充的是，要司法机关完全不接收军队转业干部似不太现实，那么，接收可以，但必须经过严格的法律教育和司法实践训练才能走上工作岗位，必须达到《法官法》明文规定的最起码的要求，即经过大学法学教育或从事司法工作两年以上。
    记者：从一个学者的角度，您认为我国进行司法体制改革，应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呢？
    贺卫方：首先应解决司法体系从属于行政体系的问题。这需要人、财、物等这些最根本的体制上去动刀，彻底理顺二者的关系。这其实不光是一个司法体制改革的问题了，而是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再有就是应注意到司法区划并不等同于行政区划，我们要检讨一下，是否有必要严格按照行政区划逐级设立那么多的地方各级法院。最近，中国人民银行取消省级分行，设立大区分行的做法，或许对我们的司法体制改革是一个启示。
    其次，要尽快改变我们在法官、检察官选任标准上的混乱现象，这个问题是相当迫切的。《法官法》、《检察官法》已经相继颁布实施，而在许多地方，仍然是以组织原则代替法律规定、以公务员的标准去套法官、检察官的标准。这一状况必须改变，一定要严格按业已颁布的法律执行。同时还应建立起适合司法机关自身规律的、具体详尽的选任及其配套制度，真正把一批对法律有较深理解的人选任到法官、检察官的位置上。虽然我们离“以法律家为核心的司法体制”还比较遥远，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
    再有，要注意理顺司法机关内部运行机制上的各种关系，要有一整套相关的制度出台。用这些制度来更严格地规范法院上下级之间的关系，限定法院院长的职权范围、庭长的职权范围、审判长的职权范围以及审判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等等。
    记者：对于如何防止司法腐败，您有什么看法？
    贺卫方：长期以来，我们比较强调社会监督对防止司法腐败的作用。这确实是一个重要方面，但我认为并不是最关键的。正如我上面所说的，最有效的其实是法官等司法从业人员的司法伦理，俗话说就是他们的“行规”。有了一种明确、详尽、严格的司法伦理，法官司法程序中每走一步，都可预期他的行为意味着什么，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后果。而如果他的选择是搞暗箱操作或司法腐败，恰恰这种行规又告诉他，这样做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，那么，他就认为这种选择是高风险的，就不会去这样做。另外，在严格选任法官的同时，必须提高法官的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和其物质待遇，使其成为一个崇高、神圣而又能给人带来荣耀感的职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面对虽有物质收益但高风险的司法腐败，他就更不会、也没必要去选择它。

    贺卫方，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，主要从事法律史、比较法和法律文化研究，曾任《比较法研究》、《公共论丛》等书刊编委。贺先生对司法体制问题也比较关注，近年来，有多篇文章见诸海内外报纸、期刊，均引起了较大反响。